民族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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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杂志 CSSCI南大期刊北大期刊

  •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国际刊号:0256-1891
  • 国内刊号:11-1217/C
  • 出版地方:北京
  • 邮发代号:2-523
  • 创刊时间:1958
  • 发行周期:双月刊
  • 业务类型:期刊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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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叙事方式,也是人类学理论探讨的核心议题。在人类学学科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民族志承载着不同的理论类型,型构了不同旨趣的研究范式。20世纪初随着古典人类学向现代人类学的转变,以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代表的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的科学民族志成为现代人类学确立的里程碑;20世纪70年代解释人类学的出现,揭示了“所谓真实,并不能够与对它的理解相分离”,传统的科学民族志由此面临巨大挑战;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民族志发生了后现代的范式转换,进入了包容多种理论类型、以反思为典型特征的实验民族志阶段。在实验民族志绽放异彩的时代,传统的科学民族志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探索进路,悄然进行着由传统科学民族志到当代科学民族志的艰难转身。
1984年4月16-20日,美国10位中青年学者举办了题为“民族志文本打造”(TheMakingofEthnographicTexts)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文章汇编成书,于1986年公开出版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Culture:ThePoeticsandPoliticsofEthnography,该书中文版于2006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简称《写文化》)。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民族志不再具有科学实证精神,而是一种带有文学修辞色彩的诗学,一种隐含政治权力关系的政治话语。《写文化》问世前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出版了一批风格不尽相同的实验民族志作品。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也通过海外民族志、村民日志、常人民族志、主体民族志等民族志的不同书写形式,从理论反思与田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新的探索。这是中国学者对引入后现代人类学反思视角之后如何书写民族志提出的诸多思考与建构。
本着反思、总结、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为进一步促进新型民族志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与实践,以及为了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指出努力的初步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邀请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于2014年4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在反思民族志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志书写的理论与范式展开了一次集中讨论与对话,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在民族志理论反思与田野实践中的成就、贡献及存在的问题。
开幕式由《民族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主持。他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民族研究》主编王延中研究员及《民族研究》编辑部向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就本次研讨会召开的背景、目的与意义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刘世哲指出,民族志是方法、是理论,也是一种学术范式,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和柱石。曾经一统天下的科学民族志和作为后起之秀、开启民族志新篇章的实验民族志,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民族志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从不同侧面对西方主流民族志理论展开反思与对话,并试图构建自己的学术框架。召开这样一次学术研讨会,旨在推动民族志理论与范式的深入思考,促进国内民族学人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他强调,如果说30年前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召开的写文化学术会议开启了实验民族志的新时代,那么在写文化会议落下帷幕30年后的今天——4月20日,我们在这里举办民族志理论研讨会,但愿可以昭示中国民族志理论探索的一个新的起点和开端。
参会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会议提交论文17篇,有16位学者在会上报告了论文,围绕当代科学民族志、互经验文化志、线索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常人民族志、村民日志、体性民族志等民族志理论类型,民族志理论相关问题,以及民族志方法论展开深入探讨与反思。
一、基于科学诉求的民族志理论类型
1.当代科学民族志:作为科学活动的民族志知识生产。J.克利福德等文本学学者将民族志看作是由土著的主观陈述和民族志者的主观建构混杂而成的双重谎言。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参与观察、访谈、记录,还是写作,都充满了主观性,任何民族志之生产,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扭曲事实的过程。北京大学蔡华教授则认为,信仰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体,作为异文化的他性是可以被认知的,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可以排除主观性的干扰。蔡华依据亲历的田野案例,就此进行了深刻论证与阐述。
客观观察和忠实描写异文化是一个可能完成的使命。民族志者在书写异文化时,所从事的不是翻译,而是描写。用一种语言来描绘另一种语言中每一个词的含义是基本没有障碍的。民族志者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乃至个人意愿的确可能潜入访谈中,但是,更为常见的是这些因素对民族志者分析的影响和支配。唯有土著中具有相关知识的那些成员的报告才是进行分析和做出最终判断的依据,经过反复讨论的民族志材料更为扎实。
民族志者在田野工作中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主题几乎都是支配土著生活方式的各项规矩,即制度,而不是田野工作期间出现的“事件”和“相遇”。经过至少一年为周期的观察、访谈和验证,制度文本中既无土著个体主观建构立足的地方,更无记录者主观虚构安身的空间。
民族志者并不梦想栖息于土著的思想中,他们的目标锁定于学习一个民族的信仰、制度和行为。民族志者从未杜撰,也无需创造他们研究民族的集体作者。事实上,在任何意义上每个民族的制度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民族志者更无需自诩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他的民族志呈现为向世人(含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和其他民族)报告其学习结果。民族志者所图的不是解读一个社会事实,而是在土著文化事实中追寻其解释,解读一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在精准认识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的前提条件下,使用什么修辞方式(无论是直接引语中的二声部或多声部,还是间接引语)是作者展现个性的领地。民族志并不包含土著与民族志者联合谈判和讨论的结果。关于土著文化的细节应当怎样解释,民族志者没有发言权。后者的使命是学习和记录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最终分析该社会的运作机制。当民族志工作旨在认识一种民族的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以达拓展知识空间(而不是要改造社会)之目的时,民族志者应当且可能立于中立的学术立场(含政治立场)。
总之,在蔡华看来,只有系统地再现了一种文化和社会每个领域的细节,分析细腻而深刻,结论中肯,而且其中每一项内容都经得起实地检验的民族志,才当之无愧地具有性。换言之,只要保障民族志生产程式的科学性,是可以生产出科学化的民族志知识的。
2.互经验文化志:作为“信息编码系统”的文化与基于“互经验”的文化真实。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通过对“民族志”这一中译名词及这一概念的理论反思,指出“民族志”译法在学理上的不足,主张以“文化志”的译名取而代之。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可以相互理解而不为真实性问题所困扰,在于有一个相对真实的相互理解和共享的体系,即文化。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全部生活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系统。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编码,包含了不同的逻辑,因此必然产生不同的歧义。人们追求的所谓的真实性,只不过是在歧义性的普遍中,寻求达成的某种相对一致。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相对一致的真实是一种文化的真实——大家运用共同的文化编码达成的文化共识。沟通者之间的文化编码和逻辑越接近,他们越会感到彼此经验的一致,越容易对某一事物认知的真实性达成一致。因此,理解当事人的想法是可能的,但要明白是困难的,而相同文化体系的人容易相互理解。人类学家之所以要学习当地语言,进行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就是为了更加接近当地文化,进入他者的经验世界,学习他者的文化经验,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事实上,经验是一种认知方式,即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对象之间反复信息互动形成的知识编码(文化)。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是田野研究中互主体性沟通的基本原则。包括后现论在内的诸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恰当地放大了研究者主体的作用和文学化书写的影响。
互经验文化志(interexperienceethnography)的特殊意义在于,将实验民族志对研究者和叙事(如文学化)之开放主张与传统经验文化志之文化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强调互经验的叙事和写作。研究者主体的经验可以反映研究对象的状况,因此将主体经验甚至基于主体经验的文学化引入文化志是合理的,但是要反对超越经验的主观判断和随意的文学化倾向。可以说,在文化认知的基础上,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通过深入的田野工作和互经验文化志研究,能够不断揭示和呈现人类基于互经验之上的文化的真实。
3.线索民族志:线索追溯。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从科学认知的角度对民族志的观察与表征进行了深刻剖析,对聚焦场所与地点的传统民族志提出批评,并由此提出一种“线索追溯”的新的民族志知识生产途径。传统民族志的核心做法是十字坐标式的“定点瞄准”、“聚焦放大”研究,即针对一个活动的现实世界静态化地去进行一种细致入微的描记及在此之上的加工创造,研究对象在观察者的心目中被固定在一个时空坐落的点上,观察者借助自己的注视习惯安于此一点上进行静态的、确定性的观察,进行细致入微的民族志书写。其长处是可以把对象的边界和整体形象看得很清楚,然而,较大问题是对象的被抛掷性,即观看者和阅读者实际上没有自由去选择观看和阅读什么。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将全部精力都聚焦于人本身之上的聚焦式思维,体现的是一种分离文化。此与西方近代哲学观念中人与整个自然的世界在观念上的分离,人与人自己相分离的笛卡尔式哲学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线索追溯的民族志(cluesethnography)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留存下来的更多是以特征性物质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痕迹,其核心在于线索的展示以及就线索所展示出来的意义的不断解读,并在这些背后能够切实见到线索与整个文明之间有机性的连带关系。由此看到的是景与物、人与景以及物与人的结合,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自己之间相互依赖的致密性以及“在一起”的圆融状态,而非传统聚焦法的那种景与物、人与景以及物与人之间的分离或疏远。在线索追溯的民族志中,观察者是一种主动的观察,而被观察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
线索追溯的民族志,符合于“多点民族志”的对于既有的以一点为民族志观察单位的超越,但“多点民族志”也许可能解决点与点之间特征性要素的互补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点与点之间的实质性的动态因果关联以及时间先后的序列性关联问题。线索追溯的民族志,接近于“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做法,但线索追溯所在意的是活动中的线索而非孤立的个案或集中在行动者身上的行动并由此而有的一种聚焦式观察,尽管在这线索中也必然包含个案和行动者本身的观察和描记。这里的线索一定还会包括人以外的更多的特征性要素,比如各种自然的存在,各种的人造物或者和人有着密切联系的物品的存在。
线索追溯的方法,是跟一系列问题解决的技巧或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它既关注问题本身的结构,也同时关注问题所处的环境的结构。启发式的线索策略经常会在问题结构与情境结构之间迅速地找寻到一种内在的联系。线索追溯也多依赖于“试错”的解决问题之策。
线索追溯的方法,会循着物所显露出来的人生活中的行动轨迹,去给出一种意义之间的关联性解释。对于这种关联性而言,其形态一定是链条式的,人的思考与物的存在之间一定不是二元分立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一种随时随地的转化与传递的关系,这中间的媒介恰在于可以为人所把握的那些物的心理表征及由此表征而转化出去的公共表征之间的纽带性的关系。二者之间的这种链条式连接可以看成是线索追溯的民族志真正要去追溯的对象,同时也需要通过民族志的方式不断展示出来。由此,对人类学的实地研究而言,线索就成为了一种带有启示性的发现要素,人类学因此而变成一项发现之旅。在这一点上,它与科学的发展在理解上没有根本差别,只是线索的类型有所差异而已。
二、基于伦理诉求的民族志理论类型
1.主体民族志:重塑表述、走出“表述的危机”。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认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民族志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追问的基本问题是“异文化是什么”;从科学民族志经由解释人类学的民族志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是一种“认识论”(知识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追问的基本问题是“求知主体是怎样得到异文化知识的”。后现代人类学家的贡献是发现了传统民族志学者运用修辞手段所产生的“表述危机”,于此产生了对求知主体的反思意识。也正是在这里,解释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由于对叙事合法性的质疑、掌握笔杆子的人的话语霸权、民族志陷于自白与忏悔之中等诸多问题同样陷入了困境。主体民族志为摆脱困境、走出“表述的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路径。
主体民族志中的主体,是指民族志的创造者,包含三种不同的主体:及时主体为当地人,第二主体为民族志者,第三主体为读者和批评家。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主体都参与了民族志创造,第三主体在田野工作和写作过程中看似不在场,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规范也在左右民族志的创造。主体民族志表述的对象,包含三重内涵:作为田野中的“感性的主体”,作为“观念的主体”,以及作为“书写或言说的主体”。民族志实践过程中,多重主体及由此形成的多重主客关系形成了相互映照的复杂的多面镜,即“互镜”关系。由此,主体民族志始终拒斥建立新的永恒模式与探寻永恒真理的野心,它所达到的认识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与价值,它既是对“事物”和“事实”的确定性追寻,也是对“意义”的不确定的,却是深层的,并允许多元解释的探求。
民族志是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的一种自由创造,是“人”的显示,是人的“存在”形式。为了显示人的存在,只能采取直接呈现的方法,即让主体直接“裸呈”。作为及时主体的当地人是当地文化的创造者,让他们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由讲述当地的文化及个人的所历所思、所感所悟,即让其“存在”自由涌现。第二主体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而非引导者、提问者。第二主体要将及时主体的自由讲述直接而且系统地编入民族志文本之中,这就要求民族志作者不是依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地剪裁材料,而是完整而系统地展示当地人的文化讲述。民族志者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搬运工,将当地的文化材料搬运回来并展示出来,并邀请第三主体参与共同欣赏,对其品头评足。此外,研究者必须对异文化发表看法,得出研究的结论,这需要交待研究者在什么样环境与条件中、运用什么理论观念、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展示作者“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即对研究目的的交待。这些都需要依靠三种主体的自律,主要是第二主体的自律来实现。
由此,主体民族志通过重塑表述,可以走出“表述的危机”。主体民族志对于“为什么”的追问胜于“是什么”与“如何是”的追问,它是一种民族志者为了社会及人类的责任而建造理论模型的目的论追问,据此可以说,主体民族志是一种“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
2.常人民族志与村民日志:写文化主体重构与写文化主体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通过一项关于公共服务的志愿者行动的研究,揭示了常人民族志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常人民族志是关于生活世界中在特定的主题上没有专业和专业知识的普通而平凡的大众的民族志,常人民族志的书写者就是这样一种普通大众。由此,常人民族志具备了实验民族志的三个基本特点:把田野经历作为实验的焦点和阐述中心所产生的文化书写形态,对道德下“集体表象”进行批判;有意识地组织实验文本,尝试作者与研究对象和读者的平等对话,自我反思知识与权力关系;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单向解释进行批判。常人民族志从交往实践的意义上来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展示出相关各方通过“自我的他性”这一认知能力的发挥来保持各自的主体性,是写文化主体的一种重构。
云南大学何明教授提交的论文指出,村民日志,作为以当代人类学关于文化撰写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为基础的新型民族志实验,其核心是释放被遮蔽或压抑的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让其拥有自主的文化叙述与解释权力,形成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提出及实践,体现了写文化主体的还原,有益于人类学公众的培育。
3.体性民族志:回归中华文化的“知识主体”。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认为,民族志为西来范式,其认识论建立于“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主位/客位”二元对峙的基础上,无论是以“科学-实证”为圭臬,还是以“艺术-阐释”为主旨,都伴随“我思故我在”的认知传统,并与民族志一路同行。在不同文明类型的背景之下,民族志者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不同文化传统体系中形成“集体”和“个性”惯习,即“文化体性”。这些特性在民族志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特殊的生命和身体表达的意义特性。
表现为认识、实践、表述相融合的知识主体,是一种符合中国文化“语法”的“文化体性”。中国的文化面貌当为“天文-地文-人文”的统一,认知和表述体性也只能是“主体-客体-介体”的三合一互动,身体行为和表述是须臾不可分隔的,完整的“体性”包括“实践-经验-智慧-表述”整体形制。体性民族志提出的意义在于,回归中华文化的“知识主体”,探索建构符合中国文化“语法”的民族志范式,是对西方民族志范式先天缺陷的一种重要弥补与完善。
三、民族志理论探讨中的相关问题
1.民族志的界定及民族志研究中的人文关系。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认为,民族志中的“民族”可理解为广义的“社会共同体”,不简单指国内民族识别后的“民族”,可以包括“民族”之下的家庭、游群、社区、部落、区域、族群,也可以包括实际的和想象的共同体。其构成和意义,往往与现代人(个体,individuals)的“异类”(原始人、古人,dividualpersons)相联系。民族志的“志”,是指对研究者在“民族”(社会共同体)中进行的文化体系认识、观察与语言叙述等的采集进行记录;通过这一记录来表达“志”的作者将被研究的社会共同体之制度与意义翻译为“我者”可以理解的语言。民族志代表着一套现代人类学工作与思想方法,尤其是经验论、整体论及相对论等方法。民族志研究中的人文关系,不局限于人人关系,它包括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因为任何社会都是与广义“他者”(物、他人、神)相关的。
2.民族志的译名与民族志的根本性质。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对民族志的译名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如果把ethnography的曾有语义当做真实,那么无论是把它译作民族志,人种志,还是田野志都是有根据的,这是因为所谓的客观真实是多面相的,强调哪个面相取决于我们的意向,能够认识到的真实可能只是主观的真实。由此,人们才日益强调对话、复调以及增进主体间性生成的民族志书写。潘蛟认为,国内学界对《写文化》所提示的有关民族志根本性质的问题,例如诗性、寓言性、事实的再现与发明、政治担当等,缺乏足够的关注,对于该书出版30年以来西方学界就民族志根本问题的自我反思缺乏深入了解,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尚无能力或精力参与西方民族志的反思与批评,并不觉得有必要对中国人类学知识生产做出西式反省和忏悔。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在意于《写文化》提出的强调对话和复调的民族志书写发展方向,主体民族志、常人民族志、村民日志的提出,就是这样一种“实验民族志”的努力。
3.海外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民族志与人类学区域研究。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认为,“中国人类学”先天不足,一直被裹挟在国外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以及国内的社会学(民族学)之中。在世界中显示中国特性,是具有异域研究属性的人类学得以在中国发育成熟的重要催化剂。因此,中国学界的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的重要生长点,也是“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及时步。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及整体发展为“中国人类学”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也给“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海外民族志是本土社会的世界性生成到一个必要的状态才会出现的,而中国能够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性社会”中顺畅发展,也离不开发达的“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基于“世界性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之规模在扩大,品质在升级。扎根社区的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初级阶段,积极促成区域研究是“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升级版”。
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认为,区域研究为人类学提供了从民族志个案研究走向整体研究的特殊途径,是对民族志的一种超越。西方人类学自大航海时代起就关注多个非西方地区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尤以规模化体系化的区域研究见长。在中国人类学界,区域研究是超越村落、认识整体中国文明的方式。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出现了新的方向和前景,学界对区域研究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超越民族志”这一概念。
4.中国语境中民族志的历时表现形态。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认为,作为一种特定的文类、方法和理论话语,民族志在中国流行已有一百多年。中国语境中民族志的表现形态,实际上是由民族志在中国的关注核心、主要倾向及遇到的难点和困境,即民族志的“中国问题”来体现的,经历了晚清的“物竞天择,自强保种”,民国的“人在本乡,重塑中华”,新中国建立后的“识别民族,勾画多元”,以及进入新世纪后逐渐转化成为的“自我消解,由内及外”等四种形态。
四、民族志方法论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传统科学民族志所声言的“科学性、客观性、中立态度”不断受到“后现代”思潮的质疑之后,如何重新认识民族志传统研究方法,以及如何看待日益多元化的民族志理论方法本身,已经成为国内外相关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次论坛上,很多学者就此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对民族志方法论进行了再认识。
1.体验式参与观察。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对传统的参与观察方法进行了反思,倡导一种新的体验式参与观察。民族志者拜当地文化实践者为师,从学习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艺入手,学习和基本掌握文化实践者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的基本程序、技术技巧、章法规则、禁忌忌讳,认识文化制度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体验当地人在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文化实践场景中是如何以充满情感和感受的方式进行文化实践的。民族志者在与文化实践者同甘共苦、同喜同悲的体验中,更深地进入其精神世界,认识和阐释作为制约力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规则与文化实践者个人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体验式参与观察,可以克服以往人类学研究中只注意理性和文化逻辑,忽视同时存在的情绪情感的弊端。
2.具有时间感的民族志书写。南京大学邵京教授就民族志书写中如何融入时间感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众所周知,静态共时性书写是限制民族志自身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邵京提出的借助观察者的视觉观察和解释在民族志中融入“时间感”是一种破题思路。
3.多窗口协同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色音研究员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尝试创建文化遗产民族志的一种可能路径。在传统文化不断变迁、日益复杂多样的今天,需要创新参与观察方式,注意多人分工合作,采用多窗口协同观察的方法。
4.适合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田野调查及民族志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何星亮研究员指出,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田野调查及民族志方法。今后的田野调查应以专题调查和个案调查为主,带着问题调查有利于撰写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带着理论假设调查有利于检验、修正或创建理论,多点调查有利于归纳理论或法则。民族志方法要注意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精英文化研究与民间文化研究相结合,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相结合,历时性范式、共时性范式和互动性范式相结合,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5.民族志撰写与展示的开放性观察。浙江大学庄孔韶教授认为,当今的民族志,面临着多个角度与层面的反思与建构,由此形成一些以民族志为中心的多元理论与方法。因此,对民族志撰写与展示的多元理论与方法提供开放性的观察心态与尺度,是十分必要的。每个原创叙事都不是凭空的,由此需要重新看待当今国内及国际民族志(个人与团队)新型写作的状态及其思想流程,包括各种观点和团队创作之间的互动性、多样性和灵活性。
本次研讨会,具有原创性、多元性、开放性、集中性的特点。无论是民族志理论类型的提炼与论证,还是民族志理论相关问题的探讨与交流,抑或民族志方法论的再认识,都是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样一个共同性、核心性的问题场域中展开的,为促进“新型民族志研究与实践”贡献了不同角度的解题思路和智慧。尤其是当代科学民族志、互经验文化志、线索民族志、主体民族志等民族志理论类型的提出,对知识论(认识论)而言是有质的增量的,给传统认知方式带来了不同层面的冲击。学者们的求证与求解,需要在田野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的验证,也需要在理论解读中不断深入与拓展。学者们的讨论与交锋,并非在刻意彰显人类学学科话语,也并非在强调展示个人的匠心技艺,而在于通过一种开放的心态空间,将民族志这一学术现象与民族志者们交融在一起,在提升人类学科学精神的同时,进一步增进人类学的伦理情怀。
报告者的发言,评议人的点评,报告者的回应,以及相关的综合讨论,使研讨会高潮不断。本次研讨会,是特定时空条件下“民族志理论与范式”共同讨论和对话的一个起点,将引领和推进民族志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对于今后人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闭幕式由刘世哲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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